其次，单纯从侠士的角度，快意恩仇、豪气任侠的行为在他们自己眼中并非韩非所谓“以武犯禁”，而是以刀兵之利寻求大义；侠士也是积极的入世者，他们究其一生守护的，亦是侠士的正义和侠士精神，是一套独立的思维方式。
何谓侠士精神？
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游侠列传》中有如下话语：“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成。”这构成了侠士信条中最重要的个体品德：重信守诺。据《史记》记载，韩国人聂政隐居市井之中侍奉其母，韩大夫严仲子不远千里寻到其住处，希望聂政能为其效力。聂政自知其母年事已高需要照料，于是婉拒严仲子。聂政之母死后，聂政思及严仲子的知遇之恩和自己的承诺，于是重出江湖，独自一人仗剑入韩国朝堂。于是，白虹贯日，聂政为严仲子刺杀韩国国相侠累于阶梯之上，聂政亦自杀以绝后患。
聂政的行为堪为侠士精神的典范，而后，豫让十年复仇，季布一诺千金等典故也是侠士的精神内涵的生动诠释。由此，我们在了解到侠士这一特殊群体的特质和思想内涵后，便不能不思量这一群体产生的原因；而经过笔者总结，其原因归为以下三点：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士阶层下行而成为侠士群体的骨干
上文提到，“侠士”乃是“士”这一阶层的重要分支。所谓“士”，乃是周朝宗法制等级秩序的最末一环，周朝依据“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将宗族子弟划分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层次结构。
大宗小宗之间等级森严，结构井然，从而构成了周朝有序的统治结构。而东周时期，礼崩乐坏，周天子威严不再，诸侯各自为政，天下大乱，战争频发。作为宗法结构的最小宗的“士”，难以通过传统正当的结构实现政治夙愿，遂向下索求，并入百姓之流，然而其具有的知识、武力等优势又使其区别于农民、手工业者。
于是，“士”便成为了社会中流动性最大的组织群体，为了实现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不断奔走，秉持内心的道德法度以直面社会的无道不公。那些仗剑天涯、看淡生死、豪情万丈者便成为了那个风起云涌时代中的侠士，笑看时代风云，兀自逍遥世间。
诸子百家的思想文化为侠士精神注入内核
侠士的行为看似难以捉摸，但若细细品味，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行为的实质与内核糅合了大量的诸子思想理念。“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士虽追求逍遥却依旧关注天下、国家和时代命运，这便是儒家的追求。并且孟子讲义，提出的“不义而富贵，富贵于我如浮云”的慷慨气概以及“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意志节操更是为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知识涵养的侠士所接纳。
此外，侠士关注天下苍生，爱护生民百姓的气质也与墨家的追求达到一致共鸣。更有甚者，一些研究表明，墨家所形成的“墨门”便是一个侠士聚集的群体，而所谓的“巨子”便是德高望重的侠士。墨家主张兼爱，提倡人与人的平等共存，这一点也是侠士群体的重要精神倚杖。这时产生了一个简单明了的矛盾，墨家主张的“非攻”似乎与侠士“以武犯禁”的做法相违背抵触。然而墨家的“非攻”乃是反对国与国之间的大型侵略战争，于是有了墨翟千里劝退公输班的云梯之军的故事。一人一马，平息一场战乱，可以说是侠士情怀的最佳例证了。
尚贤的统治阶层对侠士的认同和义助为侠士提供了物质保证和精神方向
追问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侠士的侠义之举都离不开一个知遇之人。如专诸之于公子光， 聂政之于严仲子，豫让之于智伯以及荆轲之于燕太子丹。每一个侠客，尽管追求个人的极端自由，却也通过依从上流卿大夫以求得供养和精神共鸣。作为战国四公子的信陵君魏无忌、平原君赵胜、孟尝君田光、春申君黄歇，皆是礼贤下士、崇尚人才的统治阶层，他们依靠“养士”扩大自己的势力，从而实现自己和“士”的双赢局面，乃至成为一时风尚。
养士成为社会风尚后，大量的侠士得到了进身的机会，并且效忠与赏识自己的人，也为侠士的精神诉求构建了通道，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重信守诺的侠士成为了大量贵族的武力倚仗和隐藏实力，例如侯赢之于信陵君，助其窃符救赵便是典例。
可见，侠士的成功并非一朝一夕，也并非一人可为，其背后必有长期坚定的支持和高度实质的认同。如此，才构成了完整的侠士群体。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侠士的产生乃是社会大环境、社会势力以及社会思想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社会群体的思维模式和思想内涵是时代的一面镜子，透过侠士群体我们可以更为深刻地透视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家分崩离析、群众颠沛流离、战争连绵不息、社会动荡不平的时代特点。因天下无道，正义难寻，侠士遂“以武犯禁”，而随着秦汉“大一统”的局面形成并稳定，“侠士”这一特殊群体逐渐消失于历史的尘烟，其后虽然偶有豪侠现世，却无法如春秋战国时代一般掀动政治波涛、卷起风云巨变。
随着时代的变化，侠士作为“群体”虽已消逝，但其“精神”和“情怀”却成为了中国人骨血中桃花源般的存在，这也正是金庸、古龙、梁羽生等前辈将侠士形象注入文学并进而取得空前反响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吕氏春秋》、《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